从修己安心伊始，进而正己安人，最后实现正己安天下的宏图。
董仲舒提出的方策，大都得到了汉武帝的嘉纳，其参与的事业和贡献，也受到了汉武帝高度评价。这就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
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四、时乖命蹇的原因分析 有了上述三章的解读，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思考为什么董仲舒对策有功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这个历史之谜了。关于举贤良方正方面的措施还有置五经博士。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到了文景时代，公卿的来源大多以公卿的第二代为主。
摘 要：董仲舒作为百端之学中的一介儒学者，在汉武帝的号召下成为了众多献策进言者之一，因献策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而进入了体制之中，当了一名儒臣。可见和董仲舒有关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谓功劳显著。‘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
希腊哲学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造就了二重化世界，并认为感性世界是可疑的、非真实的。（二）从经验对象出发还是从抽象出发：东西方文明差异之所在 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生活态度等领域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铸就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近代以来，这种努力逐渐切入中国革命的主题，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中国革命之路，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被马克思哲学激活做了准备。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而确证自己作为社会的先进力量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本质属性贯彻于他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性当中。
然而，康德发现，中国人并没有运用纯粹实践理性对掺杂着经验性内容、执著于旧有习俗礼仪的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进行批判。甲骨裂纹延伸为天文地理，因此，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可知天意。
胡锦涛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同样是实践合理性的。真理标准的确立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势，即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套实践逻辑，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在实践中确立合理性，一切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托夫勒对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解释自然触动了以社会制度作为文明形态划分标准的地位，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历史观。人世间的问题都由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天的授权（替天行道），因此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
这个理性早期以神的形式出现，‘神圣的智慧，就是‘理性。‘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根源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因此，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二）黑格尔文明观的内在逻辑 黑格尔认为宗教具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然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和绝对宗教三个阶段。
中华文明是一种生存合理性文明，因而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性论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孟子、荀子都在人性解释基础上阐发其伦理－政治思想。无产阶级要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并通过实践将无产阶级意识转化为现实，否则只是在硫酸澡中被消融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
认知着精神的精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仅如此，它知道自己就形式而言表现为一种客观事物。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
伦理不仅是个体意志的表达，而且通过伦理个体得以确证自我，每个人都是在普遍的精神那里获得他的自身确定性，因此，一个自由的民族的生活才是一种实在的伦理。自然宗教以世界的必然性为一切的主宰，人受制于这种必然性的统治，而这种必然性在皇权时代化身为封建帝王。实践世界把马克思同黑格尔根本区分开来，将哲学的两个世界转换为唯一的实践世界，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革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过去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一下子全成了问题。现实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范畴。老子提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老子既没有说清楚道，也没有真正揭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人的生活准则与天道之间只是一种比附关系，仅仅是当时的一种修辞方法，这种思路直接影响到了孔子。
古代面对的问题和今天面对的问题迥异，古代直接面对实存，近代面对的则是抽象的精神。西方文明远胜于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中心论绽出。
黑格尔期望人应该以共同体的生活为目标，而共同体不是个人世界，而是公民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马克思拒斥旧哲学对人的超验解释，从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出发，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东方世界讲究生存智慧，其他的一切研究，包括心性、命理等探究，都服从于、服务于生活世界。黑格尔据此认定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而自由以人对世界本质的掌握——自我意识与意识的统一为前提。
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反映的大多是人对外部力量的抗争。人是世界的主宰，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世界。黑格尔将客观确定性归之于主观确定性，最终落入彻底的唯心主义，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的最终目的是要颠倒意识与世界、伦理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这种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其一，这种现代性以人的现实活动为根据。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合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正相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与马克思的世界相融通。在绝对精神阶段，黑格尔成为终有一死的上帝，从哲学上最终向上帝致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
1607年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的中文译本在北京出版，更激发了中国人的科学兴趣与科学方法革命。真正的历史，就在于发现这个精神。
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与天地抗争的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元素。视（感觉经验）和听（心灵反思）的差异延伸至文字，华夏先民创造了象形文字，文字本身具有表意功能，而西方的拼音文字要获得意义却离不开解释，而对主词的解释正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路线，巴门尼德将这一主词界定问题称作它是，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归结于语言分析，并由此奠定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
黑格尔以精神的至上性区分人类文明的等级，这种现代性话语霸权影响了整个知识界。中国人根本没有去探索这个形而上学的冲动。只有现实的力量，才是结束一元现代性和结束西方话语霸权的真实力量，才是多元现代性的根基。此外，中国之天通过天人感应与人相通，这种从人出发对宇宙和天的解释成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融汇的桥梁，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性的铺垫。
然而，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文化认同很快动摇，认同危机遂见端倪。伦理是自我意识的实现，伦理是我的自为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得以实现——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在一个独立的他者那里直观到自己与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或把眼前这个自由的、无异于物的他者看作是我的自为存在。
中国文化是一种生存合理性的智慧。因为波斯虽然也是君主政体，但是波斯元首一样要受到法律原则的制裁，元首不是法律本身，波斯人可以透过法律看到精神，法所彰显出来的必然性向波斯人启示了精神的存在，因而波斯人生活在道德自觉中。
这种精神落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遂形成了独特的治河文明，它以社会高度整合为基础，社会动员力强，一个整体的族群可以造就宏伟的工程，长城、大运河等都是其他文明所不可能完成的伟业（古埃及同属于灌溉农业，其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因而有金字塔等奇迹）。作者王清涛，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传统文明观 。
